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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师说》

此一篇尚可，算得韩文中佳作。盖此文所阐述之理，小而浅，故以韩愈风格，浅浅说去，铺陈适度，相得益彰。而一旦论《原道》、《原毁》等大题目，韩文则立显轻浮矣。

读《进学解》

此又是一篇牢骚文章，而读来使人忍俊不禁。何韩愈之牢骚文多风行于世耶？或后世众多儒生学子，皆自以为屈才之故欤？

盖韩愈先欲自矜自夸，又不得作夫子自道，乃伪作师徒问答，而为其徒弟拟出一篇肉麻阿谀文字，几使人不忍卒读，只觉滑稽可笑。厚颜若此者，亦属罕见耳。“先生之於业，可谓勤矣......先生之於儒，可谓劳矣......先生之於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於为人，可谓成矣......”当其落笔挥毫自吹自擂之时，诚不知有“谦卑”二字耶？

后一段故作矜持状，实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噫！作此等文字，而尚能成一代文宗，岂不悲夫！文章至秦汉六朝以后，何衰落至此耶？

读《圬者王承福传》

“王其姓，承福其名。”——此类文辞皆矫揉造作故作新奇者也。

韩愈前《原道》之文，独尊儒家而鄙薄老、庄。作此文则突然大赞隐于市者，谓其“贤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此说乃暗合于老、庄，何其自相矛盾若此哉？盖韩愈作文，只为立意新奇以博众人赏识，故每有好题目，便只顾攘臂奋笔，全不顾其于前说可有矛盾，可有误人子弟之嫌也。韩愈充其量不过一文士耳，其去圣贤之道远矣。

又：圬者王承福，不过一无恒产之游民也，以一技之长容身于市，不事积蓄。然而此人若一旦有病患灾祸，将如何应对耶？求长久之福祉，人之天性也。若人人皆学王承福，则世道将动荡不宁矣，故此等人不可学也。韩愈欲申诉一点，则不顾其余，此其弊也。

读《争臣论》

“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此又故作新奇之语，而吴氏赞赏之，谓其“力去陈言”，谬矣。

观此一篇，韩愈写文斥阳城之大不贤，乃欲显韩愈之贤也。韩愈屡不得任用，郁郁不遂其志，故如疯犬吠人，欲攀啮大臣而自显也。吾不信当时朝廷之中，诸大臣无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而甚于阳城者也。而韩愈不论旁人，独论阳城，盖阳城有推进贤能之职，故韩愈写此文以刺激之，冀其或一加意于愈，或另有大臣因之荐举愈，或因朝野传闻而达圣听，以飞黄腾达耳。是故韩愈此文，不过反其道而写之干谒文章也。欲进身而不惜毁人名誉，且故作忠义状，吾甚不齿其行。

读《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此一篇与前一篇《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一副献媚之相可鄙。吴氏偏皆选入，吾不与焉。

“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情隘辞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此等卑躬屈膝语，较之李太白《与韩荆州书》，直欲弃之于地也。

又：偏偏于此等文章中，吴氏批注勤劳，模仿金圣叹笔意，称赞其文法不已。吴氏所能赏识者，亦陋焉！

读《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真无骨气者也。前连上宰相书，拟宰相为周公；又与于尚书书，誉其“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后再与陈给事书，曲意逢迎；此又与不知何人书，干谒不已。且虽称：“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然而此文分明摇尾乞怜之文也。吾竟不知吴氏选韩愈此等文章，欲誉之，欲毁之耶？

读《送李愿归盘谷序》

此一篇又写归隐林泉之乐。盖韩愈仕途淹蹇，遂灰其心而故作清高出世状，其心实仍热衷于功名利禄不止也。此与写《北山移文》之孔稚珪一丘之貉。

读《祭十二郎文》

此文千载誉为有情之作，谓其悲痛沉郁，发自肺腑。吾观此祭文，实乃韩愈自祭，非纯为奠十二郎之物故也。盖人过不惑，便秋气益剧，见物华摇落则生感物伤怀之心，悲己之亦不能久驻于人世，此人之常情也。又兼韩愈功名不遂，空嗟蹉跎岁月，更生自怨自艾之情耳。

此文确有真情在其内，然而吾以为既作祭文，当以庄重恭敬为宜，文辞亦须典雅，方是儒家哀而不伤之正意。而此文以迹近白话之辞，大洒狗血，频频催泪，不免落于形而下矣。吾观太史公作文，纵悲哀激愤至极，落笔亦不失身份气度，而韩愈此等文字能流传后世不衰，吾徒有叹天下无人，而文章之道不传耳！

读《祭鳄鱼文》

韩愈方做一刺史，便行威福，至于鳄鱼。观其辞，且利诱，且威逼，且恫吓，而大打官腔不止也。

又：鳄鱼乃冥顽不灵之蠢物，而韩愈大张旗鼓祭之以文，此不过惺惺作态，欲邀贤名于百姓也。观其辞，竟欲鳄鱼退入大海。而吴氏补注云：“是夕有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无鳄鱼患。” 吾不能信之，盖当为后人附会，或当时滑吏刁民阿谀长官之伪报耳。

读《柳子厚墓志铭》

此一篇尚可，写出柳宗元一片高尚之心，傲世之才。“士穷乃见节义”一段，尤振聋发聩，道破世上小人之虚伪。吾读其文，而遥慕柳宗元其人。

韩愈文章，不过因当时骈俪之风盛行时，以直白之语入文章而标新立异也，竟至以此等文风写墓志铭，不免失其恭敬。文体不同，则当因需而作，非定有高下优劣之分也。如祭文、墓志铭等，吾宁以骈文为宜。而想当时为柳宗元刻碑之石匠，亦将埋怨韩愈文句之拖沓重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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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情表》

向时无知，但闻有李密《陈情表》，遂以为瓦岗寨之李密也。今方知名虽同，而此李密为蜀汉人物。

前日读《三国志》时，便见裴注有此一篇文字，使人感动不已，“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亦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敢废远。”——此一句尤令人心酸。当时不知此文即《陈情表》，果然千古佳作，其一片纯孝之心，绝不费虚词华藻，而使天下孝子读之，自有共鸣于中。此文可谓天下至诚第一。

读《兰亭集序》

天下第一行书，早已临摹多遍，其辞烂熟于心，却似囫囵吞枣。而此番细品辞意，亦别有风致。

盖六朝人物，自有一番潇洒，六朝以前秦、汉无其飘逸，六朝以后唐、宋失其明快。此即一佳例。

金圣叹于批《西厢记》前所做序文，所谓“风驰、电掣、云卷、水逝”者，皆由此文生发而化出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句，乃怀古之真谛，盖怀古者，实皆自伤也。

读《归去来辞》

渊明千古佳作，誉者已众，不需小子于此细论矣。欲知其高洁者，但与前卷中《杨惲报孙会宗书》相对照读之，则霄壤之别立见矣。

读《北山移文》

读罢陶渊明数篇隽秀之佳作，再读此文，只觉恶俗之臭难掩，令人欲呕。

北山本属自然，纵有伪隐士借其沽名钓誉，与北山何伤哉？俗人匆匆来去，北山自巍然而笑，不曾因客之俗，而损其毓秀也。孔稚珪何许人哉？乃遂以小人之心，为山岳立言，曲尽尖酸刻薄之态，而讽周彦伦之隐而复仕——此恰以明孔稚珪之固陋浅薄耳。若为陶令，则自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周彦伦之来去，将于我何预焉？孔稚珪不能容周彦伦之伪，是其自惜“隐士”之名节，而不能见周玷污之也——则孔之隐，非真为隐而隐，乃为“隐”之名也。一汲汲于“名”之俗士，而跳梁大骂一求利禄之俗士，此所谓“五十步笑百步”耳。

孔但知讥周，而不知后人之复讥孔也。辞章虽靡丽，但使人觉其矫揉造作耳。

读《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檄文而有名者，首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而此文亦名传千古。比较陈琳文与骆宾王此文，则陈琳文似更切中曹操要害，使天下人读之，自然而生同仇敌忾之心，莫不痛詈曹贼而欲讨灭之；骆宾王此文，罗列武曌罪状似不至十恶不赦，乃至先以“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等宫闱事塞责，又以“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不实之辞诬陷。唯“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一句犀利，故则天见之而大惊。至于“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竟是今世大字报声口矣，所谓“有理不在声高”，故理不足时，遂以声气造势耳。

读《滕王阁序》

一篇《滕王阁序》，秉《离骚》之赋体，接司马相如一路也。唯其写景，在于用词不僻而贴切，胜于司马相如之专以佶屈聱牙刁难人。赋体至此《滕王阁序》一篇，可谓登峰造极矣。

然而此文至“呜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一句始，突转悲戚，且有自干自荐之意，则不免唐突主人倩人为盛会作序之请也。

读《与韩荆州书》

李太白诗情高古，天下无双，而其文则所传者少。此文乃一篇干谒文章，其中自有卑躬屈膝处，此亦人之常情，无需讳言也。

读“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不免失笑，原来金庸“为人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一句，竟从此中化来。

任尔天下英雄奇才，若生不逢其时，则不免老死户牖之间耳。怀璧深林而无人识其宝；骐骥伏枥而不能展其足，此诚不能忍者，故英才欲逞其长，或有明珠暗投者，此亦天下一大悲剧也。

观此文中青莲居士又欲伏低，又不肯低声下气；又欲逞才，又不敢唐突当道，其宛转踌躇处，使人慨叹。若仅论其辞，则未必佳，然而思作者写此文时，似于五尺牢笼之中，欲作剑舞，观其进退失据而又勉强腾挪状......呜呼，吾竟不忍细玩其残虐之美也。后人读此，当为李太白一哭！

读《春夜宴桃李园序》

方读过《与韩荆州书》，再读此文，乃知李白之崇“秉烛夜游”，乃欲排遣其不得赏识，不能一展其才之痛也。此文与太白诗《月下独酌》相似，看似极欢娱，实极凄苦愁绝。而李白逸才天纵，自不屑做顾影自怜之语，其郁郁不得志，遂从写欢娱之事中倾泻而出。

读《陋室铭》

此小品文也。秦汉六朝文章，或言其事，或抒其志，皆有所为而发；而此文不过作者自矜自得自满自骄之语，志入燕雀而已矣。较之陶令《归去来辞》，则此文之矫揉造作可见。词句虽属清雅，只堪于案牍间闲暇时亵玩一番耳。

读《阿房宫赋》

此文写得好，虽反复雕琢，然而大气磅礴，不失雄奇。

开篇十二个字便开得好，如奇峰高耸。其后竭力写阿房宫之广大、奢靡。笔锋再一转，归到“爱民”上来，理据皆实，较之贾谊《过秦论》突兀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更使人信服。

此赋不但重辞章，亦重音韵，使人读之，抑扬起伏，其声铮铮作金石响，有飞流直下，响遏行云之势，真赋中极品也！王勃《滕王阁序》以急智写成，虽有神来之笔，若以音韵论，不及此文酝酿之醇美也。

读《原道》

吴氏竟特爱韩文。《史记》文字，选辑一卷，而韩愈文章，竟有一卷半。然而读此文而知韩愈之相去太史公、左丘明等，不可以道里计矣。

韩愈文章，似擅于说理，然而其文辞貌似严密，实则密而不严也。且看此文，谓之“原道”乃驳斥老庄之“道”为非，而以儒家之仁与义合而为正“道”。然而其辞则屡屡以孔子之言，证儒家之正统，此直如以甲、乙二人相角抵，而以甲之父为裁判耳。纵甲胜出，乙将不服，旁观者并不能服也。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本自跳出人情制度，而以人类之悲喜幸福，论“道德”之利弊，而韩愈妄谓其“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设喻虽巧，终不能申明其何以为“坐井观天”，遂反有恶语伤人之讥，失辩论之风度。

然而韩愈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千载以来，于古文一道流泽广远——金圣叹之文风，亦由韩愈学来——何哉？吾读毕此篇，思之于心，而有所得二。其一：韩愈之文，每每为儒家正名，而驳斥释、道，虽释、道不能服，而儒生读之自然心中大畅，而自唐以来，何人久居朝野，把持文章耶？众儒生也！故儒生奉韩愈为文宗，良有以也。其二：文章胜过韩愈者，唐以前多有，然而如左丘明之精炼，庸人无从学；如太史公之卓识，凡人无法学；如司马相如之绮丽，俗人无力学；如王勃之天才，常人无由学......能学之而略得形似者，韩愈之文也。由此则天下莫不学韩，因其简易，且有法可依，纵庸才俗子学之，亦能事半功倍也。

读《原毁》

此一篇尽显韩愈文风之恶趣味。其佳处在于明快，而失于不能简洁。明快而不能简洁者，为其重言倒语，如叠床架屋般反复申说也。唯其重复，故读得快，可一目十行；亦唯其重复，故叙述明白，老妪亦能解其旨。然而若同说一理，左丘明，史迁，韩非，寥寥数语即可剖析明白者，韩愈则需用数倍乃至十倍之文辞，使人读之不耐。

丘明、史迁、韩非之辞约而精，韩愈之辞阔而迂，然而韩愈之文得众人称道有加者，盖其文浅显，资质中平者读而即能明其旨，而丘明、史迁之文，须先饱读诗书，复咀嚼揣摩文意，然后拍案赞叹也。世间资质中平及以下者众，则赞韩愈之声更喧，此亦下里巴人和者众多之故也。又：丘明、史迁之文，笔势雄奇无匹，学不得；而韩愈此文结构分明，极宜模仿，纵学之不似，画虎不成亦能作一猫也，故效之者多，而韩愈名更重于后世也。

呜呼！当是之时，文风虽趋于靡烂虚浮之赋体，韩愈倡“古文”，有拨乱之功，然而未能反其正也，其“古文”亦非真秦汉古文体，而如西方之“文艺复兴”，名为复古，实创新也。

又：细察其文法，反反复复之笔，却略似佛经文案。韩愈虽詈佛呵释不止，其文竟不能不被佛经影响，此事有趣。而其作文善用两扇分别对照之法，竟开后世八股之风习矣。韩愈之于中华文章之贡献，利大耶？弊大耶？吾读《原毁》，而见韩愈之技穷于此也！

读《杂说一》

读此一篇，见韩愈奴颜卑膝谄媚之状。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似此等语，特意颠倒穿插重复之，作新奇状，而使人读之生厌。

读《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此亦选入中学课本。察韩愈作文之旨，在报怨其不得任用，然而若比之屈原、贾宜文章，既失高洁之志向，又乏卓绝之见识，徒有牢骚满腹而已。此类短文，与《陋室铭》类似，小品文也，浅尝辄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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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帝求贤诏》

此文读来虽有趣，可知刘邦当时笼略天下之策略，然而其辞不见高雅，似不足以入文章选集。如“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等语，更诘屈聱牙，文理不顺。此文不必学。

读《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吴氏选入汉高、文、景、武帝诏书各一篇，以文章论，均似大可不必。武帝此诏尤短，虽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可为警言金句，然而全文并无章法架构可言。此等文字亦不当入《古文观止》。

读《贾谊过秦论上》

此文亦曾选入中学课本，今日读之，仍颇熟稔，其中诸多成语，常用至今，的为佳作。

观贾谊驱使文字，如武师舞关王刀一般，招式大开大阖，而重心稳若泰山，进退有节，动静得法。舞大刀须抡将起来，借其惯性，若招式之间小心翼翼，反将为所累，故此文需诵读，一气直下，更觉其爽利。

观其开篇，极力写六国之强，乃为衬秦国之益强耳；而观下篇，又知其写六国之强，是为映陈胜、吴广之弱耳。一笔而有两用，如关王刀回寰旋转，力发千钧。真舞得花团锦簇，忽然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竟似拖刀计，而秦始皇之头，遂哗然而解矣。

至于秦国之过，何止于仁义不施耳？然而看客见其文字舞得好看，将无不喝彩不暇，不复计较其论是否严谨矣——此所谓文章以气胜者也！

读《贾谊治安策一》

汉高帝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韩王信，贯高，淮阴侯韩信，彭越，黥布，陈豨，卢绾，利几，臧荼。刘邦稳固江山之难，似竟甚于灭楚耳。

观贾谊言：“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於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乃知其亦为法家一路也。

贾谊行文，有澎湃之气鼓荡直下，文辞激昂，是其强处。然而其所谏言，恰是前《范雎说秦王》文中所谓“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者也。范睢反复施欲擒故纵之技，非收服秦王之心，不敢道出其旨；而贾谊未获文帝之信任，遂轻易建此倾国之策，文帝不能纳之，良有以也。且贾谊既遵法家之言，何不知韩非之《说难》耶？“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贾谊此策虽有理，奈何说法欠斟酌，遂不能入文帝之心也。

贾谊上疏谏言，有痛哭一，流涕二，长太息六，此处收录者，其痛哭一也。贾谊一片忠心赤胆，敢直言不讳，太史公乃将其与屈子同传。然而此文小处技法虽高超，奈何只知其所应说，而不知应如何说，遂空费万言耳，惜乎哉！

读《晁错论贵粟疏》

晁错好出大言危言，其辞轻浮，其人可知。后取祸亡身，亦是自罹其患耳。

观其所言：“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方今之务在使民务农，此说尚可；劝民务农在於贵粟，此说亦有几分理；贵粟在于以粟为赏罚——此则失之严谨矣。此一句之前，晁错竭力言民不务农之弊；此一句之后，晁错又竭力言以粟为赏罚之利；然而晁错未曾论为何非以粟为赏罚不可，此乃晁错此文之死穴也。欲贵粟，未必仅此一途，而卖官鬻爵之例一开，则弊端丛生矣。晁错一意孤行，但求行其所欲，不惜强词夺理，此即一例也。

故此文可学其文气，不可学其章法也。较之前文《贾谊治安策一》，贾谊乃不知如何说其理，晁错却是于理有亏，故又下一等矣。

读《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狱中上书自明，其辞颇有可采处，如：“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语。然而其所语，多亟力称忠喊冤，而不能辩其所以忠耳。纵使奸邪之人，临危之际，亦能作斯语，邹阳又如何能使吴王明其心耶？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勿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此等辞藻有趣，纵横穿插，然而虽能使人读之目眩，却失于做作，反不如先秦上古文章直抒胸臆得好。

或邹阳此文，未冀吴王读之而能释其罪，不过料其必死，故吁天而自白心迹耶？不然为何通篇之中，对其被下囹圄之事由不曾有一字辩驳哉？

读《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观司马相如进言之小心翼翼状，唯恐捋虎须，触逆鳞耳。况其所谏之事，进可获武帝之欢心，蒙赏受赐；退亦不虞危言犯忌，必可全身而返——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封禅书》等，可知其不过一御用文人，武帝之爪牙弄臣而已，其心可鄙，而此文又一例也。

读《李陵答苏武书》

读此书至卷中，便知必为好事之后人伪作无疑。

观篇首大段文字，皆以四字语铺陈排比，堆砌累牍。其辞不可谓不雅训，然而唯其太过雅训，故显破绽矣。想李陵何许人？一介武夫耳。其父李广本出身行伍之粗鄙人物，其家两代数人，但务军戎，不重辞章。《汉书》记李陵曰：“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何以李陵降匈奴之后，居极北苦寒之地，茹毛饮血之乡，反文辞精进，落笔粲然耶？此可疑之一也。

再看通篇文字，所举事例，无不见诸史籍之中，已为人耳熟能详，再无一新鲜语。当事之人，亲历如此惨烈之役，又陷匈奴中数年，遭汉室灭门之报，追忆往事之时，岂无一二语不同于旁观者之叙述耶？此可疑之二也。

观李陵所叙，竟由头至尾，不择巨细，娓娓而言当时状况，此分明后人欲借此写出一传奇故事，故作此周全之笔也。而文中既有“昔者不遗，远辱还答”字，则李陵与苏武早有书信往来矣。前既有书互答，则李陵之冤情必已先叙过一番，如何此处又不厌其烦，赘言无已耶？此不合人情，故可疑之三也。作者虽有察觉，而以“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之言弥补之，仍有欲盖弥彰之嫌也。

细观李陵此文，竟不知其所欲为也。其冤虽深，奈何已乏回天之策，且入匈奴若许年，此时痛呼，又何补耶？乐毅有云：“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李陵竟不知耶？抑知而不能学耶？“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李陵此书若止为此一句，则与巷闾间倚门谩骂之悍妇，有何不同？因此而以为可疑之四也。

合以上四可疑，吾以为此书必伪。“代名人发言”，此风今日早成滥觞，即所谓“同人小说”也。吴氏但以“文情感愤壮烈，几于动风雨而泣鬼神，除子卿自己，更无余人可以代作”一句话轻轻抹倒，未免感情用事耳。而读至卷末评语，见苏轼亦以此为齐梁小儿伪作，不由大快于心：苏子瞻真解人也！

读《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此一篇文字，吾未见其特佳之处。

宣帝甫登大宝之时，乃霍光之傀儡也。此文前半段中有“故大将军受命武帝，股肱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义，立有德，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宁。”一句，乃暗拍霍光之马屁也。

文中所列“秦有十失”者，颠倒重复，叠床架屋，而吴氏效金圣叹批注法，为其一一标注，反使人笑之。

“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二句含糊其辞，虽百思而不能得其解，吴氏注解亦不通。存疑。

当时朝政律令之所出，皆由霍光而不由宣帝也。末一句“上善其言”，分明言此书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矣。文辞虽激昂，不被见用亦不过废纸一张而已。

读《杨惲报孙会宗书》

杨惲此文，盖效其外祖太史公之《报任安书》也。然而其怨恨朝廷之心，溢于纸上。又偏要写一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不写此诗，亦不害文意，偏要写入，是怨望朝廷无疑也，自取其祸，须怨不得旁人。

又：卷末竟大骂孙会宗，亦属不识好歹，诚非君子交友之道。杨惲冤情不及太史公三分，而一腔怨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文亦不可学。

然而读此文，可知何者为不可学，亦属开卷有益。吴氏选此篇入《古文观止》，盖此意耶？

读《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此文词句到错混乱，其入选者，盖为光武帝之文也。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乃出于此。

读《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可谓金玉良言。书中虽亦言人过失，而自辩曰：“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是心忧严、敦讥议过甚而将罹祸，故不得不言之耳。

然而此家书也，马援必不欲彰之天下，却不知何人将其流传，或严、敦欤？遂使别有用心之人，借马援当时盛名，以此书攻击异党，使光武免杜季良而擢龙伯高，实与马援书中本意背道而驰也！

后世三国王昶效马援此书，亦写一书戒其子，然而非如马援之情有迫不得已，却于书中亦对当时人物大加臧否，真明知故犯，画虎类犬也。而“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二句恰亦出自马援此书，可为一笑。 

读《诸葛亮前出师表》

此表分明是长辈训诫晚辈之辞，然而唯诸葛亮一片赤胆忠心，故担当得起。若换作霍光写与宣帝、曹操下与献帝，则为以权凌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矣。

通篇处处叮咛，谆谆反复，唯恐刘禅有失其德。至篇末“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一句，见一腔老臣之心，使人潸然。

读《诸葛亮后出师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读此表方能解。盖诸葛亮亦深知当时形势，伐魏，蜀亦亡；不伐魏，蜀亦亡。然而伐魏则或能因天时地利之变而有二、三胜算，不伐则以天下十一之人力财力，抗衡天下十九之势，长久以后，倾覆无疑也。

而以诸葛亮百世难遇之人杰，携当时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不伐魏，则是坐以待毙也。况诸葛亮受先主临终重托，汉祚之复兴，亦只悬于此一线之希望，诸葛亮能不伐魏耶？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诸葛亮之所以名垂宇宙，使后人敬仰也。至于谯周之徒，但求明哲保身，寡廉鲜耻，或妄讥诸葛不识时务，黯于智略者，此皆宵小鼠辈，不足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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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秦楚之际月表》

太史公非但笔力雄奇，且见识高绝。亦唯其见识高绝，故时时能见其雄奇之笔法耳，文质并胜，天下独步，后人不能及也。

观此文中一句：“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细思之，此“岂非天哉”，乃谓秦始皇废分封，故为草莽英雄造势耳！若当时天下复有诸侯属国，则草莽之中未必能起燎原之势也。此皆天造因果，秦始皇抑诸侯于一端，则强梁起于闾巷耳。至于以刘邦为大圣，吾竟不知太史公为真心耶，敷衍耶？存疑。

读《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胸中有丘壑，故落笔皆成文章。后人学不来。

又：“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观此知太史公治史态度，使人景仰。

读《伯夷列传》

此卷真绝世奇文，吾初读《史记》之时，匆匆一过，如“猪八戒食人参果”耳。今复读之，更感恸太史公愤懑著史之意，乃为补天道之不公，而为善、恶立言，使其昭然于世，“替天行道”，此之谓也！

又：此篇可与前《卜居》参照读之，乃知太史公与屈子是一样人也。

读《管晏列传》

此卷写来真如神龙出没云中。初读时只觉平常，而掩卷细思，若使我另写一篇，则管、晏二人俱大贤也，事迹颇多，其间如何取舍，如何谋篇，虽苦思冥想而仍愁有捉襟见肘，叠床架屋之弊。太史公行文似拙，实为大巧，取舍之间，尤见功力。吾辈驽钝之材，只得望尘兴叹而已。

又：篇末吴氏称太史公极赞晏子，乃因其愤激武帝时无人如晏子般为己仗义直言，致己身遭腐刑奇耻而忍辱偷生耳。吾先前读《史记》时，却也曾琢磨出其中意味，不谋而合，不免窃喜焉。

读《屈原列传》

本为《屈原贾生列传》，而《古文观止》删去贾生。太史公写此二人，本有以二人相照映之意，如太极而生两仪焉。而吴氏擅削一人，则一篇立意不免有所缺憾矣。

此传读后心得，可见余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笔记。

又：吴氏云“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吾亦持此论耳。盖一篇之中，太史公写屈原是悼其忠，写贾谊是屈其才，然而亦皆是写太史公自身耳。

读《货殖列传序》

开篇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后曰：“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胸中包藏万象，故能破，复能立。俗人多有能破者，而能立者鲜。

“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此直“看不见的手”之意也。

观太史公此序，拜服其立论之严谨，且气势磅礴，滔滔然有奔流千里之势。此绝妙文章，然而其作文之法学不来。

读《报任安书》

此书之前亦曾诵读几遍，总不能彻悟其旨。今复细读之，似有进益。盖一篇不只为报任安，亦为洗刷一己之清白，申忍辱负重之志耳。而“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者，乃太史公骂尽天下鼠辈，唯将死之人，可得闻其自白，其余皆不足道耳。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一句写得史官可怜，心中郁忿，跃然纸上。

观其《史记》之文，如《货殖列传》等，多以理胜，而此书以气胜，一股郁愤之气盘旋萦绕，挥之不能去，结出文字，字字泣血。

吾于读《汉书.司马迁传》时，曾记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此二句有趣。想当时任安已下狱。朝廷重犯，狱吏岂有不检视其书信者欤？况太史公刑余之人，无权无势，若送此书入内，中又有诋毁武帝，抱怨之辞，岂非自取其祸哉？吾以为此书乃太史公知任安必死，而欲救无门，故写来作凭空祭奠之用。所谓“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即此意也。况当时《史记》仍未完成，太史公更不当冒杀身之险而通此书于狱中。而待《史记》已修，流传有名，太史公亦死，则其后世子孙悲太史公之冤屈不白，乃传此书于世，为洗冤也——今复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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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秦以连横说秦》

读此一篇文章，当学其作文起承转合，跌宕之法。吴氏所评亦能中肯綮。

读《范雎说秦王》

“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一篇文字，皆由此一句衍化而来。观范雎屡屡欲言又止，却是欲擒故纵之计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吴氏评曰：“见秦王已被范雎笼定。”——评得好！观此文可学范雎擒纵之法，亦可学其行文擒纵之法。

读《邹忌讽齐王纳谏》

此一篇亦名篇也，选入中学课本。然而今日读之，觉其造作，不过一文人杜撰之寓言耳。

欲知其伪，观此一句可知：“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齐国甚广大也；欲治大国，琐碎之事甚多也；纵然一时之内国中皆治，然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治国需时时斟酌政令、损益朝纲、选贤用能，方可永葆无患耳。欲使民无怨言，野无遗贤，虽文武周公不能也，而齐王纳谏期年，竟能使政令完美无瑕，使众臣“虽欲言，无可进者”，岂非痴人说梦哉？或其“无可进者”，乃齐王复闭塞言路，使众人进谏无门耶？一笑。

盖此一篇文字，乃作者欲证其“战胜于朝廷”之论，而不惜胡编乱造耳。而篇中文字运用，层叠排比以求推进，亦不过中平之技，常见诸寓言小品。此篇中道理，虽可使惑于谄媚者警醒，然而除此以外，其文法无甚可取也。

又：本朝亦曾有政令如：“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而期年之后，清算倒算之风大起矣，能不慎乎？齐国之“虽欲言，无可进者”，盖或亦有见人进谏而后遭陷害，故使后人噤其口而保其身耶？

读《颜斶说齐王》

观此一篇中颜斶语言，竟如东方朔滑稽之流耳。其文亦无特出，唯“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四句，读之使人感慨，而今止传“安步当车”一句，其余则少有人言之矣。

读《赵威后问齐使》

此一篇亦如前《邹忌讽齐王纳谏》，皆寓言之作也。齐、赵为分庭抗礼之国，而赵威后出言唐突无礼之甚，对齐国之政指手画脚，谓齐国“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大失礼仪，赵人闻其不逊之言，不将为之汗颜而蒙羞欤？

赵威后乃后宫女流，不当预朝政，而竟颐指气使，唐突外邦使臣，此乃为赵国取祸之道耳。读毕此一篇，吾不忧齐国之失政，而叹赵国之乱政矣。

读《触龙说赵太后》

此一篇真真绝妙好文，看他一层层漾入来，赵太后自不觉入其彀中矣。读此文非但可学行文，亦可学谈吐耳。

又：“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此一句亦使人感叹。

读《鲁仲连义不帝秦》

此一篇文字，鲁仲连不过逞口舌之利耳，文章止平平之作。而《国策》屡有为申其意而矫其词者，如此文中“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云。此皆于理不合者也，而作文者但求气势动人，反露其虚怯耳。此不足学。

读《唐雎不辱使命》

此一篇气势如虹，读来使人欲一气尽大斛而后快。观唐雎以布衣之怒对天子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何其刚毅，勃然有冲冠之态，千载之下读之仍如能感其翕张之息者。

然而：“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此一段结尾又入《国策》巢臼，似伪造之寓言耳。以秦始皇之阴骛雄郁，将不至于出此言。且是时秦已灭韩亡魏，不似齐桓之志止于称霸，则唐雎剑既出鞘，未必能如曹沫全身而退耳。吴氏篇末论曰：“博浪之椎，唐雎、荆卿之剑，虽未亡秦，皆不可少。”——吾以为唐雎仗剑，亦不过作态而已，不可与另二人相提并论。

读《乐毅报燕王书》

交绝不出恶声，易，但须不言即可。作书自辨，而仍不出恶声，难，唯乐毅能行之。故此文亦绝世好文也。

观其篇章，亟力写燕昭王待己之厚，则燕惠王待己之薄，不言而喻矣；又亟力写己之有大功于燕，则燕惠王之忘恩负义，昭然若揭矣；再掉笔锋，写伍子胥之遭遇，而接入：“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一句则使己之冤情大白于天下，而众人亦赞乐毅能适可而止也。

吾日前读《史记.乐毅列传》之时，以为乐毅此文仍有辩驳之辞，怨恨之意，今再品之，则是不得已也。不答燕惠王之书，则天下将尽以乐毅为忘恩负义之辈；答书辩理，而不失淳淳君子之风，此书已为极致矣。

读《李斯谏逐客书》

逐客之令，本属偏颇，当秦欲侵吞六国之时，秦人惧六国说客将各为其国行间于秦，故逐之耳。而李斯之谏，虽慷慨激昂，排比铺陈，以各国珍宝喻在秦之人才，然而珍宝无情，弃用不过无益；人则各有其怀乡恋土之情，可结鬼胎于腹内，用之则有害耳。李斯此论，乃以偷换譬喻之巧智，行“剑走偏锋”之险着耳。然而其特欲矫枉，故过正之耶？后“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等等之论，复归平允。

又：李斯此书，排比富丽，有楚辞之风，依稀可见汉赋之雏形耳。

读《卜居》

读此一篇，使人感屈子之悲愤，几催人落泪。观其问卜之辞，先一句：“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是真困惑，盖因其忠而见谤，不免有疑于天道。二句：“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则已觉不能忍同流合污，故以苟全之贱而比闻达之贵，欲勉为平衡之语，仍作欲卜之状耳。三句：“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已不能按捺其褒贬抑扬，分明不齿于偷生苟活耳。自四句起，胸中愤懑已一发不可收拾，至第八句：“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屈子之心何去何从，昭然无疑，何须卜耶？

至“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则屈子虽知天道不公，仍决意守洁不污，纵无人知，而廉贞终不可弃也。

是故詹尹乃释策而谢，是知屈子之意已决，无需再卜矣。“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盖因君之意已昭然于天下，无需龟策便可知耳。

此一篇文辞虽短，而层次极其井然，屈子问卜时之心境，历历如见，而其人之方正高洁，罹浊世以至悲忧愤郁之情，读来亦使人感同身受。妙文，妙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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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祭公谏征犬戎》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此一段写得清楚，层次井然，文与质、理与气并重，且读此可以略知上古制度，良有益也。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末一句真神来之笔，所谓点睛者也。前之文句，罗列颇多，略有滞重之感，有此一句而全文皆活，有跃然冲天之势。

卷一、二皆《左传》，此文始录《国语》，《国语》记言，较之《左传》之记事，行文更为灵动，不需羁于史实之因果铺陈，故屡有飞来妙笔。

读《召公谏厉王止谤》

此又天下绝佳文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千古金玉之言，见诸此！

“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天下偏多“掩耳盗铃”之王，可叹；使巫监国人，此手段今世亦不绝，可恨；“道路以目”四字，传神至极，千载之后，见此四字即有会心，竟不需讲解，可悲！

篇末以“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收，明快之极，笔法与前一篇“自是荒服者不至”同。然而前文读毕使人扼腕痛恨，此文读毕使人抚掌欣然，左丘明行文，真有鬼神之功也！

读《襄王不许请隧》

此一篇，襄王语气未免锋芒太过，失安抚诸侯王之意。想是襄王曾饱受晋文公檐下之苦，此番蓄势已久，隐忍不得耶？此文以气胜，然而乃一股怨气，非直道也。若此语对楚王道之，则恰可引发楚王灭周室之心也。

此文妙在一气直下，使人如闻襄王当时声口，如见其当时态度。然而吴氏大赞其文法，谓其所言有理，岂非谬以千里哉？

读《里革断罟匡君》

读此文，乃晓古人早知不可涸泽而渔之理，而今人反忘之，虽屡屡疾呼“可持续发展”，仍不能禁贪得无厌之欲，悲夫！

又：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此二句大妙，又一横空飞来之神笔也。鲁宣公作态，惺惺然敬一破罟，而不知敬贤人，师存径说破之，读之大快，可浮大白。

读《敬姜论劳逸》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此一篇主旨，训位有尊卑而所司亦当有别耳。此固天地间正理，然而由敬姜纺绩引出，似属过当。公父文伯见其母绩，叹一句：“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是怜其母操劳，发自纯孝耳，而敬姜遂正襟危坐，危言耸听曰国将破家将亡，援引天子至于庶人，喋喋不休——吾未尝见女子如此坐而论道者，即便有，其子不将心生抵牾而面应心非之哉？

卷末所引孔子言，亦不过赞“季氏之妇不淫”而已，并不许其贤于教子耳。

读此一篇，能略知古时分工制度，是为有益之文，然而品其滋味，似违人情耳。

读《叔向贺贫》

此一篇亦叔向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细诘之则有矛盾焉。盖叔向以栾武子贫而有德，故能光大其族；及桓子，骄泰奢侈遂仅免其身；至怀子，虽改桓之行，仍因桓之罪而不能免难，以亡于楚——此乃谓“为富不仁”，贫而必能修德，至于发达；富而必将丧德，不免其族乎？如此，则富为贫所倚，贫为富所伏哉？似此则如塞翁失马，贫者有何可贺？固知其门能先盛而后衰耳；富者亦不必悼，可料其族纵将败亦复兴也！是故叔向亦知其所论有疵，又补云“德”字。然而返诸本，有德无德，与贫富何干哉？若为富则必不能修德，则为贫者贺其三十年之后能富，盍吊其六十年之后之必衰欤？若为富亦能修德而藵其荣华，则贫者自贫，未必能有德，且未必能富，又有何可贺哉？以此知叔向前之所言，不过作陡言以求炫世耸人而已，其实不通。

此一篇文字，因天下本富人少而穷人多，而穷人读之，将心花怒放，鄙夷富者而自满于心，故此文因穷人颂之而传天下也。须警惕者，在德不在贫也。

读《诸稽郢行成于吴》

吴氏于篇末评曰：“诸稽郢行成之词，虽只是广奢吴王之心，其中可罪者不少。如不敢忘天灾，自强之心露；狐搰无成功，藐吴之意见矣。纵多巧辞，皆玩弄也。使非天欲弃吴，其说能终行乎？”——此真所谓“事后诸葛”，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若吴氏生于当时越国未反之先，吾不信其能因此文而见微知著也。

读《春王正月》

此一篇乃采自《公羊传》，止“春王正月”四字，竟洋洋洒洒扯出许多文字，直述及“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诚所谓“过度诠释”，吾不能信孔子下笔之意如此曲折迂远。君不见近日于丹之流乎？《公羊传》者，亦不过古时之《论语心得》而。又有一比：今世走火入魔之红学索隐派耳。

最后竟因“春王正月”四字，扯至“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孔子见之，或当大摇其头欤？

读《宋人及楚人平》

司马子反先卖其国于宋华元，又卖华元于其君，以求一己之令名，实小人也。观楚庄王与子反之对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此真如玩笑耳，一国之寡君重臣，而相戏谑若此，真真不成体统。吴氏谓此语解颐，吾读之只觉齿冷。

读《郑伯克段于鄢》——穀梁传

此《穀梁传》也，观其形式，乃古时读《春秋》之私授笔记讲义耳，而较之《公羊传》，竟入歧途更远，真可谓一派胡言！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开篇便荒谬绝伦。何以不言杀？段未死于鄢，何以言杀？言杀则违史实，而穀梁解云“段有徒众”，真真不知所云。

“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战于鄢地，不写鄢，又写何地？难道只记“郑伯克段”四字耶？恐仲尼若真如此记，穀梁氏仍有所说，将谓“不记鄢，以段所封地不当”云云耳。真真可发一笑。

篇末吴氏评语，称“《春秋》推见至隐，首诛其意，以正人心”，所谓“诛心之论”，此之谓也。而彼辈“皓首穷经”者，吾知之矣，不过胡乱敷衍，以卫道士自居之一班伪君子耳。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谁言之者？孔氏门徒孟子也，不过自矜自夸之语，求为其本门张势耳，而乱臣贼子千百年来仍作乱不息，何尝有惧意哉？而曲解《春秋》之《公羊传》竟传于世，其于中华民族之魂魄，实乃一具枷锁耳，当毁弃之为快！

文化之传承，未必皆由必然之径也。设使数百年之后，除《论语》外，一切儒家典籍皆湮没，唯于丹之《论语心得》存焉，则后世子孙奉之若珍宝，视之为正解，可想而知矣。《穀梁传》亦因巧合而传于今世之古代于丹著作也。因其罕有，后人遂推崇之，其实乃糟粕耳，读之至使人掩鼻。

读《虞师晋师灭夏阳》

此篇仍采自《穀梁传》。其中“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一句，读之使人惕然。

篇末云：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此何言哉！此何言哉！忽以谐谑之语夹入，使人不以为好笑，而通篇文气一泻而空，十足败笔也。较之左丘明之神笔，相去不啻天壤矣！

读《曾子易箦》

此一篇选自《礼记》。此文本当使人起敬，奈何吾读之偏偏忍俊不禁耶？曾子之死，盖死于其循礼之心乎？吾以为不然，乃死于童子之天真烂漫，喝破其虚伪面目，死于羞愤也。西洋有《皇帝新装》之童话，此一则故事，恰可与之相对映耳。

曾子未授大夫之职，而卧于大夫之箦，临终之时，童子喝破，曾子勉强更箦，反席未安而末。童子喝出时，曾子乃知卧大夫之箦为非礼，而其受人赐箦之时，何不拒还？纵不便面辞，何不藏诸深窖？既受之，又铺设之，又卧于其上而伪作不知，待童子喝出，则惺惺然强起更箦，吾是以知其伪也。

又：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子先“呼”，故作未闻也，而童儿烂漫不识趣，偏又道之，则曾子不能再作充耳不闻状矣。况其本已自知必死，不过迁延时日，遂强起以博令名，死有轻于鸿毛，此之谓耳。

读《公子重耳对秦客》

《礼记》文章，读之有酸腐气，使人欲掩鼻。此一篇关键在“以告舅犯”四字。加意此四字，乃知重耳所为，皆虚伪作态耳。吴氏评语云：“英雄欺人，大率如此。”略得其中之意，然而亦只于篇末轻轻带此一笔，未能详细申说之。然而书名既曰《礼记》，则当初作者乃意在重耳所循之礼仪耶？然而竟不知有心抑或无意，寥寥数笔，写出重耳一副奸诈心肠，此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一笑。

读《杜蒉扬觯》

此一篇又故作曲笔，反使人觉其技浅。篇末云：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此恰与前所选《国语》中《里革断罟匡君》一篇之结语相照映。《里革断罟匡君》篇末云：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国语》所讥，恰《礼记》所赞也。对照读之，愈赞服丘明之笔力，而鄙夷《礼记》之虚伪也。俗谚有云“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者，今验矣。

读《晋献文子成室》

美轮美奂，出典于此。盖轮者，轮囷高大也；奂者，奂烂众多也。

“九原”一词，吾尝惑而不知其解，见金圣叹有云“起古人于九原之下”，只知或当似“九泉”之意，读此乃知所典：盖九原者，晋卿大夫之墓地也。今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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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孙满对楚子》

“问鼎”之典出于此。楚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是有觊觎周室之心，王孙满所答，义正言辞，尽臣子之职分。其语云：“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已直道破楚王之奸心。然而前既称“在德不在鼎”；后又言周德已衰，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则周室之祚竟非在“德”，乃在“命”也——所谓“气数未尽”，纵失德亦不应失天下之意欤？细思之，王孙满之语似略显矛盾。

又：吴氏评语曰：“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痴人之梦；提出天字，尤足以寒奸人之胆。”——吾以为此语方是痴人说梦，大可一哂。奸人何尝畏惧道义德行之报哉？若提出天字便可寒篡弑者之胆，则世上再无改朝换代之事矣。

读《吕相绝秦》

此一篇文字，乃吕相为晋绝秦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檄文。两国相争，诏书檄文为鼓舞同仇敌忾之心，不免有文过饰非，指鹿为马之举，此亦势所必然也。《左传》录此文，盖一为记史实，二为显秦、晋之尔虞我诈耳。故此文于《左传》中为上好文字。

然而《古文观止》本非史书，乃精选古来佳作，欲以开蒙童之文窍耳，则选此文何为哉！其欲使天下读书童子将来皆作刀笔吏耶？吴氏评语赞曰：“深文曲笔，变化纵横，读千遍不厌也。”人若无大胸襟大见识，纵能识得几分文法，所选文章亦不过皆幕宾、师爷案牍之物耳。惜哉！痛哉！此文虽可读，而万万不可学也。

读《祁奚请免叔向》

此文寥寥数语，写出叔向、祁奚二君子，又以乐王鲋一小人衬之，笔力雄奇。然而写叔向稍过，略有枉自托大至不近人情之讥。

读罢另有一得：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吴氏注曰：问其果与弟虎有谋否......言叔向笃于亲亲，其殆与弟有谋焉。然而后文祁奚对范宣子所言，尽从社稷上发议论，以叔向为大贤者，杀叔向则为弃社稷，唯不曾澄清叔向未同谋于其弟，而宣子慨然释之，并无诘难——以此可知宣子明知叔向之无辜也。明知无辜而拘囚之，益显范宣子之恶也。

读《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此文中子产劝范宣子需重令德、令名，曰：“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一席言而宣子说，乃轻币——今之人民公仆则不然，唯求重贿而弃令德令名如敝履，何哉？或古时之诸侯、六卿，多传之世家数代，故名、德之不修，则天网恢恢，终致报应不爽。今之公仆，上任伸手，未必被捉；而一旦卸任之后，致贿亦难，遂多铤而走险不顾骂名载道者，谚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者，亦同此理也。人既不能自律，则须监督，明矣。若坐视其自监自守，则自盗亦可料也。

读《季札观周乐》

季札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古文观止之意，亦从此来，谓观此书则于古文可以止矣。然而读前文数篇，见其选材、议论多有偏颇之处，若真止于此，岂非误人子弟耶？

又有一事不明：鲁襄公请季札观周乐，吴氏注曰：“成王赐鲁以天子之乐，故周乐尽在鲁。”——则鲁襄公使人所奏之乐，皆成王时即已有之欤？若如是，如何成王时之乐，即可兆各国后世之兴亡耶？此直非乐，乃卜筮也。若谓各国之乐乃随历世采风而得，则鲁一小国，当时又艰于交通，何能轻易得秦、齐、郑、卫、唐、魏等诸国之新乐耶？又如何使其所采之乐葆其原貌而无散佚附会耶？而季札竟能凭一曲而断其国运，若非先有预闻，则是先知之神耳。吾以为此当为左丘明欲明季札之贤而夸张之耳。

又如季札赞《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纵提笔凝思，尚需推敲而得如此排比长句，做赋亦要打腹稿，纵曹子建才高八斗，赋诗且须踱七步，焉有人能出口成章如此哉？况季札若真大贤者，如此作态，岂非有卖弄之嫌哉？故吾益疑此文为左丘明所撰，非实事也。吴氏篇末评语曰：“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传之？”此语庶几近之。

读《子革对灵王》

楚灵王矜张傲满，有不臣不智、失德失仁之欲，而询于子革，子革则言：“与君王哉。”当时并不曾有一逆耳之辞，反而频频顺应其意。后虽谓析父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然而观其所谏，不过一句“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而已。所谓“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者，旁人自揣测灵王之心耳，灵王或因忤子革之语而不乐数日，并未有所悔过，亦未可知？况之后灵王仍不免乾溪之难，则其未纳谏从善，明矣；子革所谓以刃斩王者，亦不过大言不惭，自欺欺人，亦明矣。观子革之对灵王语，乃所谓“劝百讽一”者也，此不过不肯尽忠之臣，持两端之议而保其身耳，与司马相如同，纵有文采盖世，仍属可鄙之流。

又：此文前一段读之使人闷闷，中间忽夹入析父与子革一段语，腾空架起势头，顿生山雨欲来之态，然而后一段子革之语竟压不住，却恰写出子革之言过其实。以此而论，《左传》仍是妙文，而吴氏所评有差。

又细思之，子革乃郑人也，虽事于楚王，盖其心仍忠于郑乎？况灵王有语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灵王贪图郑人土地而谋诸郑人，或子革心怨忿之，故而顺应之，助长之，以促其早亡欤？吾不能知矣。

观左氏篇末所评，独以仲尼之语，讥楚王不能克己复礼而失于仁，并不曾于子革有所褒扬；而吴氏偏偏大赞子革，称其善谏，吾不能与吴氏之论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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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郑伯克段于鄢》

《古文观止》以所选文章年代排序，此文列在第一篇，因其是《左传》叙事第一则。所谓“春秋笔法”，在此文中首被诠释。“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后人奉此为经典。

然而有一事不明：此则故事似过于脸谱化，将郑庄公写得似稳操胜券，灭其弟共叔段如探囊取物一般。共叔段据郑国最大之封邑京城，又收西鄙、北鄙为己邑，且有姜氏为内应，若真反叛，胜负未必如此易分。郑庄公但行“欲取先予”之计，却独不虑俗语所云：“养虎为患”乎？

又：“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共叔段一方举事之前已做足准备。而郑庄公之大臣祭仲、公子吕先有“皇帝不急急太监”之举，禀报共叔段有谋逆迹象，郑庄公不予理会——若庄公先厉兵秣马以待共叔段，诸大臣不应一无所知。后郑庄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写得似仓促出兵状，却能得胜，此亦咄咄怪事。吾以为共叔段不过一纨绔子弟，未必有谋反之心，且未必有谋反之能，此事或全由郑庄公设计陷害。

又：有关此文笔法，“遂为母子如初”一句，吴楚材评曰：“叙姜氏止此。初字起，初字结。”然而文章开篇云：“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则前一“初”字，是姜氏恶庄公之时也，焉能云“为母子如初”者，岂非矛盾哉？故此一句为原文行文瑕疵，吴楚材反而张扬之，不当也。

读《郑庄公戒饬守臣》

此一篇辞令正义凛然，然而观吴氏解说，方知全可作反语观，所谓道貌岸然，此为先例。吾泱泱之国，历史悠久矣，而勾心斗角之术，于二千余年前便已纯青至此，此等文章又被选出作典范，使后人无不通晓其术，不亦悲乎！鲁迅所谓于史书中读出“吃人”二字，此何尝不是一例？赤子之心，读此文后将丧尽矣。此文笔法虽佳，若为中国未来计，则不当选为学子之范本耳。

读《曹刿论战》

此文被选入中学课本，可谓耳熟能详，然而今日重读，却生疑惑。

其一：曹刿，不知何许人也，即称“肉食者鄙”，则似本为乡间草民，默默无闻者。一草民，仅凭一席言，而可指挥鲁军与齐师战于长勺，庄公对其言听计从，岂不怪哉？当是之时，鲁国公卿文武何在？

其二：曹刿问“何以战”，庄公以衣食之惠、牺牲之信、察狱之情对之。曹刿称察狱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此又怪事：当时齐师已临鲁境，而察狱非一朝一夕之政，乃庄公行之久矣之事。故曹刿一席言，不过证实鲁国“可以一战”耳。纵曹刿不言，鲁亦可以战，则曹刿于鲁国一无贡献，奈何庄公因此便对其言听计从哉？

其三：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刿曰：「可矣。」遂逐齐师......后刿曰：“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不下视登望，齐国亦无伏，若先逐之亦能胜，此一也；疆场战机稍纵即逝，登望一番，则敌或已远遁，此二也；若真有诱敌之计，则焉知齐师不能伪装旗靡，故作辙乱哉？此三也；身为将帅，当眼观六路，掌握大局，齐师甫败，便可观其旗、辙而决策，何须先止军不发，惺惺作态登高伏低一番耶？此四也。

其四：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齐人岂妄于原地不动而作三鼓耶？每一鼓，当一进军冲鲁阵，而鲁军不击鼓以励士气，若被齐军一鼓而溃，又何计可挽回哉？此亦原文不明白处。

又有学者云曹刿者，即盟柯而劫持齐桓公之曹沫也，若此论为实，则《史记.刺客列传》明明言其“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乃一勇壮少谋而无信义之人也，如何于此文中，成一智者哉？此文实不堪细读耳！

读《子鱼论战》

宋襄公千古以来常为人笑，因其妄施“仁义”于敌国也。世人常叹“人心不古”，而于宋襄公则讪笑之，何哉？观襄公之语：「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何其正义凛然！若谓其“理想主义”、“不识时务”，则又是何人教导之耶？岂非常叹“人心不古”者哉？

又：孟子所谓仁义者，岂非宋襄公所行之事耶？子鱼之言论，若试与孟轲相争执，又不知何人占上风，且不知后人将如何评述之哉！行事但求结果，不惜弃仁义而趋利益，史书中“吃人”之事，此又一例也。前《郑庄公戒饬守臣》使人丧赤子之心，此文又使人泯仁义之心，悲夫！

又：此文子鱼之辞，重言倒语，先后两番辩“不鼓不成列”，未见其佳，而吴氏仍赞叹之，吾不能同其议。

读《寺人披见文公》

不解处：“公使让之，且辞焉”——则文公是不见寺人披也。而披对答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以上乃申诉于宫门之外，且语有不敬，谁为其传于文公哉？若以文辞论，此为佳作；若以史实论，只能姑妄一听而已矣。

读《介之推不言禄》

此文明写介之推，实写其母，行文妙。然而以理论之，则如巢、许事——既不求名，母子之私言何由传于世？此与前《寺人披见文公》同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