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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个书名很是矫情。我知道它是来源于村上喜爱的卡佛的一篇《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love》。村上也玩了个“致敬”的把戏，把Love替换作Running，又经翻译成中文，于是有了这么个纠结的古怪名字。随后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豆瓣上出现了数十篇书评，题目全部采用《当我如何如何时我怎样怎样》的套路。这些人难道不曾听说所谓：“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的说法么？前赴后继地争相以蠢才示人，倒也蔚为壮观。如果能意译此书书名，我倒是觉得不如叫：《谈跑步有什么好谈的》算了。

      书名是题外话，其实书却是不错的。村上的小说，说实话他以为独辟蹊径有个人特色的我却都不太欣赏，只中意那两本早期作品及村上并未预料到会大卖，却也奠定了其文坛地位的《挪》。根据此书中的说法，村上自己似乎也将此三本书归于其固定风格之外的一类。若深究我对其作品厚此薄彼的原因，简单的说，或许是他那些风格鲜明的小说都太“折腾”了吧——这也不符合当下的中央精神嘛。

      这本算是散文，却也回归到清新自然的路子上来了。而最触动人，使人为之产生共鸣，或欲图与之产生共鸣的，当属贯穿全文令人敬佩的“坚持”精神。想来任何人都曾有在或长或短一段时间内坚持某一行为的经历，而事后回顾，这样的坚持总能让人感叹与欣慰。比如我就时常回想自己曾坚持过近两年的游泳锻炼以及近三年的书法练习的经历，然而时过境迁，虽然屡屡想重拾旧好，却再无合适的机缘——或者说，强大的惰性使我总是找出各种理由阻挠将此美好愿望付诸行动。我们都知道“坚持”所能给予自己的丰厚回报，却又常拜倒于“惰性”的脚下，此时看到一个坚持了二十多年跑步并参加了数届马拉松比赛的专业作家的光辉榜样，怎能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呢！

      村上又绝不在书中呼吁跑步有多么的好，邀请大家群起而效仿之，只是摆出一副平民姿态，仿佛竭力要澄清：“做到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样不招人厌的态度，自然又为其加了若干分数。

      而究其为何能做到如此的“坚持”，是因在他的心中有明确清晰的原则，有非常健全强大的内心和世界观，这一点更是如今极难见到的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抛去所谓“士”的表面评判准则，可以说村上这样的人物正是具有着“士”的精神。有着内心坚强的支撑，才能在这个光怪陆离腐朽糜烂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地做着洁身自好的事——因此我颇喜欢村上，也颇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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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送天台陈庭学序》

此为明朝文章第一篇，而宋濂此文，竟毫无章法可言，直信马由缰之文也。

先写蜀道之难一大段，又接陈庭学游蜀一大段，再写与陈会于京师，写己之不能游一大段......谓其欲明：“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之理欤？则其篇末，忽又加入颜回、原宪之事，而问“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通篇文意断作数截，真不知所云耳。

读《阅江楼记》

此一篇奉旨而作台阁应制文章，纵文辞绚丽，而其意卑鄙，吾读之而不屑。

“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如此等肉麻语言，充溢全篇，若称此为劝百讽一，则分明是矫饰之辞也。

读《司马季主论卜》

读《古文观止》至唐以后，文气渐衰，使人中心郁结，读至此文，方畅然而通体舒泰。刘基此文，方为起八代之衰，直承先秦两汉之真正好文章也，读之百般不厌！

观其借秦朝人物立言，其辞古拙而清越，其意超然而高绝，《红楼梦》中一阙《好了歌》，一阙甄士隐之注，皆从此中化来；且又有佛家因果之深意寓其中，愈玩味愈觉隽永，好！好！好！

读《卖柑者言》

此又是一篇绝妙好文章，通篇文意皆反振而起，全用卖柑者之反诘，而刘基欲阐之理，不言而自明，使读者感触良多，甚于狂呼极吁之文多矣！此文深得东方朔滑稽之真谛也！

读《深虑论》

方孝孺此文颇有见地，且层次分明，论“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使人读之心悦诚服。而所谓“天”者，亦即“定数”也。所谓“百密一疏”，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皆此理也，否则历史将停滞不前，而秦始皇真可以传于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为君矣。

吾读宋文时，几心灰意冷，以为文章之道自唐以来已衰落而不能复振，不料于明朝文章，先见刘基，又见方孝孺，实令人欣慰也。

读《豫让论》

此又一篇绝佳文章，论豫让若真自命忠臣，当于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挺身直谏，“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此真至理，使人心服。

而篇末云：“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一笔反振，使变节投敌之贰臣惊惧不已，尤妙。

读《亲政篇》

读此文前半段，文辞亦算严谨，章法亦属清晰，吾以为王鏊因见上不理朝政，欲忠言切谏耳。然而读至末一段，方知乃锦上添花之赞颂文字，不由齿冷。若王鏊真有如此见识胸襟，何不早谏此《亲政篇》于前耶？

“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此等言语，尤可憎者。古来多少昏君，多由此类无骨文人熏陶出。

读《尊经阁记》

王守仁真大儒也！

心、性、命三字贯穿全文，一气不歇。而“以言其阴阳消长之行，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则谓之《春秋》。”——一段文字竟作三番变化，使人眼愈花，而心愈明。

盖王守仁博学而通识，其所悟之至理精髓，逾俗人所能识者数倍，此文又为写与俗人看，故不惜以平易近人之辞，谆谆教诲，是真能开俗人眼目心灵者也，不可以通俗直白谓之。

“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词，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此皆振聋发聩之名言也。阳明先生真通儒也，能上承孔子衣钵，非一般皓首穷经，汲汲于义理、考据之陋儒、敝儒可比也。

读《象祠记》

宣尉安君本只为从蛮夷之旧俗而修象祠，并请阳明先生为之记，而阳明先生竟借此发出一篇杰作，先从象之不仁不孝，将立祠之理一一驳倒，使人皆以为象之祠不当立。然而笔锋一转，提出“爱屋及乌”四字，使人以为阳明先生将作持平之论，不料此止是铺垫。至“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一句劈空而出，将前文一并推到，至“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一句，而使天下之人，皆以为象之祠必当立也。一篇数百字之中，而大开大阖若是，真真好文字，好手段！

读《瘗旅文》

此文曾于宇文所安之《追忆》中曾有一章叙及，此处复读时便加意留心观看，果然又一篇绝好文章！

先写吏目三人之死，笔锋淡淡，却透出无比凄凉。至“噫！吾与尔犹彼也！”一句，触目惊心，读之竟有不知今世何世，此身何人之叹！

一篇祭文，写出无尽悲哀，“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又兼此一命丧异乡之吏目，连名姓都不知，细思此事，真天下第一使人伤心之事也！较之韩愈《祭十二郎文》之一昧抱怨其白发苍苍，齿摇气衰，真狮虎与犬彘之别也。

“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王守仁从吏目身上，想至己身；而后之读此文者，又何尝不由王守仁身上，想至己身耶？遂不由远隔千古，而同此一悲。

作歌二首亦绝佳，真有屈子风范。自汉唐以来，仿楚辞竟似无过此文者！

读《信陵君救赵论》

当明朝之时，文人何良莠不齐至是哉？虽有刘基、方孝孺、王守仁等人白璧于前，却复有唐顺之等辈败瓦于后。吴氏之选此书，真苗莠不分也！

起头一句：“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甫读之便欲掷去不看，“论者”何人耶？孰谓窃符为信陵君之罪耶？此皆作者自己欲作一大题目，遂凭空翻出一“论者”，欲炫人眼目耳。

之后作者又行诛心之论，而其理荒谬绝伦，至不堪一驳。《史记》分明写明：“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於魏......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而此处唐顺之云：“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颠倒黑白若此，其将以天下人皆为痴愚者乎？其后唐之立论皆本于此，故无不偏废荒谬，不足驳，亦不屑驳也。

其写如姬一段，尤为可笑，“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何人者？一后宫女子耳，只知报父仇，焉知国家大事。是以如姬报魏公子之恩则盗符，是其力所能及也，而唐顺之竟欲使后宫女子干预朝政，力劝魏王，此岂非使其行自不量力之事，且得惑乱之恶名耶？

唐顺之如此文章，而当时竟无驳之者耶？此等文章，堂而皇之入《古文观止》，若真观此文而止，则中华文章亦可以止矣。

读《报刘一丈书》

此文错在将一般谀臣丑态刻画太细太清，使吾疑此宗臣乃一睚眦必报之人，非真正高洁之士也。况君子交绝尚不出恶声，若宗臣真以为朝中乌烟瘴气，何不拼死直谏；若不敢谏，又何不飘然引退？不能进，不能退，而于同长辈书信之中，大发牢骚之言，将一干同僚写得卑鄙不堪，而独标其一己之清白，吾不取其人之行也。

读《沧浪亭记》

归有光亦属大有文名之辈，如何其两篇文章，读之使人失望若是哉？

简而言之，此不过一篇应人之托强为之记，乃至不知所云之文也！

读《青霞先生文集序》

此一篇文章本无特出之处，唯一事有趣：盖茅坤虽应邀作序，却并不以青霞先生之文章为佳，而以为其讥刺过多，文词未工，且不当古作者之旨也。然而茅先生竟因短就长，于一篇序文中将此数处缺点一一盖过，使倘有人读青霞文集而抱怨其辞粗鄙者，纵复读茅先生之序文，亦终不能指责其有不实之誉——以此观之，此乃一篇八面玲珑之“锦绣”文章也。

读《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前有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之覆车，吾读此文时不免加倍留意，欲寻王世贞破绽，然而未有所获。此亦好文章耳！

读此一篇，忽忆及吾少年时，初读完璧归赵事，亦有此疑：既不愿予秦王璧，奈何出使秦国而多此一举耶？秦王不过传璧与美人共赏，奈何知其必不欲偿十五城与赵耶？然而未几而忘怀之，遂不曾深究。今见此文，所言极是，并解吾当年之惑也。

此文中代蔺相如立言一段尤佳，声口酷肖，常人不敢作此险笔。

读《徐文长传》

读至“如寡妇之夜哭”一喻，不由错愕，何其出言不雅至斯哉？再读下文，“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方知此乃作者有意为之，以使读者知“体格时有卑者”之体也。

此文先后叙文长之诗、文、书、画，有序而比喻详尽，使人见此文而可想知文长才情气质之大概。

“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此不可谓“佯狂”，恐真疯也。

石公所言：“......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如此悲惨经历，而称之为遇，此乃故作和谐之语耶？何其悖也。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前二“奇”字为奇异之奇，后一“奇”字为数奇之奇，不可混读。

读《五人墓碑记》

此五人者，皆当时市井中平民也。

“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可知当时民愤起而情形大乱，此五人未必为聚众之事首乡魁，而事后按诛，遂将此五人抵罪耳。当人情沸腾之时，五人或踊跃在前，或混迹其中；或因义愤填膺而攘臂，或存法不责众之侥幸而助乱，此皆不可知也。

“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亦不得以此而定五人必为英雄。且看《阿Q正传》，一乡中泼皮无赖，于明知必死之际，不亦仰天高呼作英雄状耶？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此一段乃强作高誉之辞也。魏阉之败，盖因思宗继位，朝廷改易而失势也。若熹宗不曾速死，则其祸仍将绵延有日。倘真如此，却不知张溥将如何说五人之功绩，亦恐日久而人心淡漠，此五人可能复有如此之隆遇于身后乎？

吾疑此五人之行径，或因一时意气，而遂“逼上梁山”，成此大义，又因时机巧合，身后乃得盛葬，而其人品行，未必真以仁义忠勇为己任者也。因有此疑，故不能盛赞此文。而此文虽血气纵横，凛然慷慨，皆故作激昂之笔，以为范文，亦未必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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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梅直讲书》

此一篇文字，开篇以周公、孔子对比，引出得知己之乐，可谓匠心独具，文思巧慧。其余无可论者。而“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一句，不免有小家气。

呜呼！左丘明，司马迁之时，屡见雄文劲笔，至于宋朝，文气已渐尽矣，徒见此等软弱文章。

读《凌虚台记》

“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不知所云。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此一段又不知所云。台在何处？屋、台、林、山，孰高孰远？一篇糊涂账！

查今人评述，云苏轼写此文，乃与其上司陈太守有隙，故作文讥讽之，难怪文章尽出不吉之言耳。

读《超然台记》

宋时文人将理学、黄老并入佛理，发明禅学，每每逞口舌，申小慧，乐此不疲，而苏东坡尤领其风骚。观此一篇，便是此等所谓“禅理”也。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此一段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也。细思此诗，前二句平庸，而后二句呆板，实非佳作。

唯末一句，以“游于物外”结束，照应前文，有画龙点睛之妙，其余皆无可论者。

读《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之文章，吾不甚欣赏之，读《古文观止》前诸卷时已有评述。故于此文中见东坡誉韩愈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於正，盖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不免以为其言过其实，不能苟同。

篇末之诗，亦不见得高明，直如村言童谣，毫无诗味。若持平而论，如斩去其诗，且暂不论韩愈之文章，则东坡此碑文亦算激昂慷慨，尚可一读。

读《前赤壁赋》

此文立意佳，能于千古以来做滥之悲秋题目上，转出一层，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此是坡仙潇洒处。且文章词句清丽，可算名篇。

若吹毛求疵，则一来，此赤壁非周郎赤壁，前东坡《石钟山记》称凡事须目见耳闻，而此处便轻易贻笑大方，可知东坡前文所云，亦不过兴之所致随口道来，非真身体力行者也；二来，凡行潇洒之事，当于旁人眼中看出，口中道出，而本人尚不察觉，方是真潇洒，此文则急于标榜天下，略显造作矣。

读《后赤壁赋》

吾读此文而知金圣叹必深爱之。且看：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此皆圣叹所谓“不亦快哉”之事也！东坡写得亦潇洒。

“......盖二客不能从焉......须臾客去......”此二客似仍属俗物，故东坡连名字亦不记，纯以龙套视二人也，一笑。

之前天下文章，或叙一事，或阐一理，至东坡此文，竟只为写一段心境。看其戛然而止，余韵绵长，便悟其一篇文字，写客、写鱼、写酒、写江、写山、写鹤......全不为写此客、此鱼、此酒、此江、此山、此鹤，而尽在“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以后！此乃高手做画留白之法也。

读《方山子传》

方山子，东坡以为其真隐士，吾以为其沽名钓誉之俗辈也。

“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是纨绔富家子也。“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有恒产而衣食无忧，故来山中游乐而已，东坡焉知其弃万贯家财而不取耶？况前文有云：“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萧然者，故作态也，如今日富人偶食野菜，大赞其爽口。而观其不能弃奴婢，知其伪作隐者之态无疑也！

东坡虽每每作潇洒状，终不能放下名心。此人亦擅作态，遂于东坡一拍即合矣。

读《六国论》

苏辙此《六国论》，亦不免纸上谈兵之文也。当时天下七国，勾心斗角不暇，同胞兄弟尚有阋墙，欲使六国同心合力至于永久，谈何容易！况人事有代谢，纵有能言如苏秦者，合纵六国于一时，苏秦死而合纵破，又岂人力可勉强至于万世者耶？

七国博弈，此中瞬息万变之机无数，且有天下诸多谋臣说客武将王侯，无不欲立伟业而博功名，安能任天下局势平静如水耶？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非——此至理也，苏辙此论，说易行难，实属事后画饼充饥，而竟自以为真理耶？可笑也哉！此论不及《过秦论》等远矣，纵词句犀利，气势汹汹，又何补耶？

篇末吴氏评曰：“六国之愚，何至于斯？读之可发一笑。”吴氏欲赞苏辙耳。然而六国纵愚，亦何至于斯？读之真正可发一笑，却笑苏辙乃井蛙之语，不知天高地厚也。

读《寄欧阳舍人书》

此文通篇赞颂欧阳修，其辞近谀，却不知曾巩写此书时，乃私修以表谢意耶？欲公布于众耶？若为后者，不免有谄媚之意。且通篇只为写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于修所做墓碑铭究竟如何“公且是”，亦无说明。盖此等奉承文章，写与欧阳修既可，写与无道德文章不公不是之达官显贵，又有何不可哉？

读《赠黎安二生序》

此一篇尚可，盖其心中有一腔不合时宜，于此文中一吐为快，故文气磅礴，一贯而下，虽略有牢骚语，然而终究把持得定。

“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於解里人之惑，则於是焉必能择而取之。”——此几句肺腑之言，千载之下使人读之，仍有渔夫沧浪之叹。

读《读孟尝君传》

此案牍笔记耳，其辞未见佳。若以其立意而选入《古文观止》，则立意超于此文者又何其多哉！吾竟不知吴氏之选此一篇何意也？

读《游褒禅山记》

此文盖欲效东坡之《石钟山记》耶？故作高深而夹以哲理，读来尤使人生厌。而此等文风，今日已泛滥成灾，盖东坡、安石等始作俑者耳。

分明天下皆知为华山，偏要记作“褒禅山”，不知所谓。其后一大段议论，以入洞之深远喻为学之道，此等小技，今日三尺童子亦会得。而篇末忽又提及仆碑，发浩叹曰：“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一句于全文主旨无涉，横出枝节，使一篇形神皆散，又不知所谓也！

读《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为旁人作墓志铭，却拼命发言浇自己块垒。许主簿不过又一郁郁不得志老死无闻者，而王安石空抱怨出一篇“士不遇赋”，却使后人于许主簿生平、志向、才德茫然一无所知。千载以后之人读此文，只记得王安石曾发不平之鸣而已，此文真所谓喧宾夺主，而辜负许君与地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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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发现写于2008年7月的这篇旧文当初竟然只发在豆瓣上——后又被自己删去——却未在此存档，于是补上。）

      田晓菲真是挑了个好题目：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陶渊明已是中华文化中最坚硬的符号之一，正如我在《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的读后感里提到的：“诸葛亮和陶渊明，此二人可算一正一反展现了士人的最高理想形象了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为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穷则躬耕陇亩不为五斗米折腰。”纵览五千年，或许只有诸葛亮的形象能与陶渊明比肩。至于孔、孟，由于众说纷纭，其言其行几乎每一条每一项都被阐发到极致，而其个人形象作为符号，反湮没于诸多典籍文献之后，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老、庄之流呢，由于传世著作不足，其形象却又太过虚无缥缈，使后人无法深切感受到他们也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样曾经切实地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

      陶渊明这样一个“品牌”形象，既然积聚了近二千年的人文沉淀，每朝每代便自然会将那个朝代特有的“精神”——或曰“灰尘”——覆加于其形象之上。那么我们今日看到的陶渊明可能会是其本真模样吗（有趣的是：陶渊明的形象特征之一便是“任真自然”）？很显然，不可能了。这是一个不那么深奥的道理，只是平时我们或许未曾想过。而既已论及此事，一转念便也能想明白，并坦然接受。而此现象所能引发的思索，却着实有趣且值得多做探讨。例如：形象与本体的关系；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创作、再创作及双向确认的关系；索隐派的动机和索隐成果的关系；以至于唯物、唯心的轩轾......这本书将开启一个多么广阔而迷人的前景啊。

      然而看完全书，不由生出些许失望。这样一个好题材，如尘封已久的故宫大门，田晓菲拿着钥匙婷婷走来，我以为她会以专业导游身份引领我畅游宫殿之中，并以渊博的知识和独到而有趣的观点评述那些建筑、文物，使我得以在精神上饕餮一番。但她竟用了整整一本书，只是为了絮叨这样一些事实：“这扇门是新发现的，在此之前你们或许都没注意存在这一扇门，而我呢，是门钥匙的发现者和保管者。”当我偶尔走神，翘足张望一下门内的几层院落时，她总会用平缓但坚持的语调，使我重新注意门本身的重要性。

      好吧，也许我说的过于刻薄了些，但难得看到这样能“出活”的一个好题目竟然被草草结束了，是不免有“暴殄天物”的惋惜的。看后记，此书是先有中文底稿，后进行英文再创作，最后又翻译回中文版本。也许以这样的题材，阐发到目前的程度，是英文版的最佳状态，也是外国汉学家最能够接受并给予最大好评的程度吧。

      列举几条此书的特点：

      田晓菲的考据功夫较之当下众多的中国学者扎实许多，或许是师从宇文所安及外国学府之故。然而本书的文法也带了极鲜明的外语句式特征，读来或有些异域风味的别扭。此一点倒也不需苛责，毕竟是再转译。

      关于考据的结果，田晓菲非常聪明且小心翼翼地避谈哪个异文才是正确答案。因为这正符合她的论点：经过漫长的层层改造，真相早已不可知。但是在对异文的解读中，甚至文字排版中，仍能清晰地看出田晓菲对某些版本的偏向。（在附录的陶诗选评中亦是如此。）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说苏东坡等人是在创造一个他们心目中的陶渊明，因此使陶渊明的真身涵混不清的话，田晓菲所作的，就是大力抖起陶渊明身上的积尘，使我们意识到这灰尘是如此之多且厚。她并不致力于除去一丁点儿尘土，而只满足于让陶渊明重新从头到脚笼罩在蒙蒙灰雾中。但如果陶渊明身上原本有一两处恰巧是干净的呢？田晓菲没有讨论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她似乎满足于以“把水搅浑”为结果。

      很多地方，我们依稀可见宇文所安的影子，如在“有人夜半持山去”一节，最后那飞扬跳脱的联想式结尾，使人想到宇文所安的出色著作《追忆》。可惜跳出去后，却未曾收回来，使这一灵光乍现的联想，就如断线风筝，从此没了下文。又如在“场所与空间”一节中关于醉石以及碑刻的讨论，又略同与《追忆》中《与诸子登岘山》一诗的分析。然而在这本书里，这样的讨论只是浅尝辄止，且步着《追忆》的后尘，缺乏更深入的讨论或创见。至于第一章“乱曰”一节结尾处，将陶渊明望/见南山时的心情归结为“一种对永恒的渴望”而至于“忘言”，则已经牵强到有些“乱”了，虽然读来有着宇文式的煽情。

      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田晓菲的论述显得矫枉过正起来——虽然“搅浑水”是她的主要目的，但未免缺乏说服力。比如：“陶渊明在他的诗歌里对经营田产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反复谈到物质生活的重要。”——和其他绝大多数生活富裕不愁衣食的诗人相比，陶渊明自然会对劳动成果表示出更多的关心，而且对一个晚年甚至乞食以生的诗人，关心基本的温饱不正是发自内心的切肤感受吗？怎么会被授人以“异乎寻常的关心”，以及追求“物质生活”的口实呢？相比那些买山归隐的假隐士们，陶渊明的伟大，不正在于他寻求“自给自足”的任真生活，纵使历尽艰辛，仍矢志不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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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梅圣俞诗集序》

此不过是一篇牢骚文章，为千古以来怀才不遇者一长叹。然而能发明“穷而后工”四字，亦可跻身隽永之列矣。

读《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永叔亦好史笔，此一篇序足以与“太史公曰”相抗衡。观其运笔爽捷，颇有《史记》遗风。读此一篇而使我发愿，必欲一读《新唐书》及《新五代史》矣。

读《五代史宦者传论》

此一篇亦写得好，将宦官之祸形容透彻，使人读来不寒而栗。然而中间数语，虽欲造层层逼近之势，却有韩愈之套路章法在其中，有失简明矣。

读《丰乐亭记》

此文乃先起意，后作文耳，非兴之所致文思泉涌而成者，是故失却天真自然，只可算中平文章。

读此文本觉无甚可记，而见吴氏于卷末评曰：“较之柳州诸记，是为过之。”则吾深不以为然矣。观欧阳永叔此文中写景之笔，唯有：“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特意写出上、下、中、左右，未免做作，其余则皆非写景文字，竟是为帝王歌功颂德耳。相较而言，吾却更爱柳子厚之清新自然。

读《醉翁亭记》

此文天下名篇，然而句法故作奇绝之笔，吾反不甚喜之。全文连用二十也字，诵读时虽颇有音韵节奏，且带三分醉意，然而此等文字，匠心太露，可一而不可再，可玩而不可学也。

又：读罢全文，吾竟仍不知太守之所乐也。虽欧阳修自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然而携众出行，论潇洒忘情不及庄生之逍遥游，论风流倜傥不如右军之兰亭会，不过杯盘狼藉，颓然醉倒于乡间，此等乐事，亦不过俗人之乐而已矣。

读《秋声赋》

欧阳永叔或自诩才情，故恣意挥洒。其著史之笔最佳，古文次之，而此文又欲效颦屈子之赋体，则又下之耳。观其文有不伦不类，画虎类犬之讥，虽间有佳句，然而散落一地，不能串成篇章。

全文主旨不过悲秋感时，本已属前人做烂之题目，此文亦不能翻出新意。于篇中忽然大掉书袋，颇致突兀。篇末“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之语，盖欲故作幽默自嘲，以小童之青春无忧，对风烛老人之感怀秋气，却不料亦是对此文之喋喋无聊不打自招耳，一笑。

读《祭石曼卿文》

吾颇爱此一篇祭文。欧阳修祭石曼卿，而倩人代读祭文于墓前，则肺腑之言，私密之语，不得一一尽吐，然而此祭文便妙在说与不说之间，将一番朋友情谊隐隐写出，却又有深刻沉郁之感。至于最后“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此真所谓尽在不言中矣！

读《管仲论》

此一篇诘难古贤人管仲，初读数行，以为苏洵将强词夺理，故作惊人之语，然而读罢全文，深为其理折服。呜呼，后人于诸葛武侯，亦有同此论者也。然而管仲与武侯，皆不世出之天才，皓月当空，后继之人自如萤光黯淡。

又：武侯身居偏僻之西蜀，国中人才不足中原十一之数，虽举荐蒋琬、费祎，又提拔姜维，不可谓不尽心，奈众人资质有限，不能挽狂澜而复汉室何？较之此论中之管仲，固已胜之矣。

读《辨奸论》

读此一篇，使人寒毛倒竖。文中全然不提王安石名字，而处处影射安石，使读者皆心知肚明。更将安石比作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之流，用语可谓毒之极也。文人儒士，若存心作恶，杀人不需钢刀，其才学愈高，恰助长其害人之手段，直如虎添翼耳。

且不论王安石是否真为奸慝之徒，但观此一篇文章，已使人嗟叹天下将丧赤子之心，以仁义道德作表，而行奸邪险恶之实也，岂不悲哉！三苏之一尚如此，其余文人更不必谈矣。鲁迅所谓“吃人”者，至此已非仅为果腹，直欲“煎炒烹炸”，更求口福之享受矣。

读《心术》

此一篇不见其佳，非唯结构不清，且皆书生纸上谈兵之理，无足观。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吴氏注云尺箠当猛虎喻有所恃，徒手遇蜥蜴喻无所恃——此不当耳。盖以一尺之箠，当噬人之虎，因其九死一生，是先置之死地无所顾，而后以尺箠为恃，所谓孤注一掷者也；而徒手遇蜥蜴，是因其不必死，故有所顾，反不欲以千金之躯，枉与爬虫相搏耳。若徒手遇虎，纵无尺箠，亦将寻木棍石块，作一番生死搏斗，是以知搏虎乃因所遇者为虎，非因所持者为尺箠也。吴氏此注，可谓不明之甚。

读《范增论》

苏子行文论理，自有其高明处，然而亦有时堕入恶趣味，恃才耀智，为辩而辩，此文是也。

若以事后诸葛亮之智慧，论范增之不能早知机身退，固易也；然而当是之时，方羽杀卿子冠军，苏子谓范增“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谈何容易哉？范增纵能诛羽，又将拥何人为将哉？何处可轻易觅得一人，有项羽之将才，且又能与范增一心者耶？且范增若力不能诛羽，又往何处去耶？范增有辅佐之才，却无立业之能，当时不从项羽，从刘邦欤？再辅一人与刘、项争雄欤？当时天下纷乱，又岂能轻易取舍哉？

是故苏子此论，实举重若轻之言，而不知当身临其境之时，有所谓“骑虎难下”者耶？东坡盖欲与其父苏洵之《管仲论》一较高下，故作此文哉？则吾以为二论相较，《管仲论》胜。

读《留侯论》

此一篇立论尚可，唯结尾处云：“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不免莫名其妙，盖苏子谓留侯貌如女子，故能忍耐耶？一篇大好文章，竟狗尾续貂，惜乎哉！

读《贾谊论》

读此一篇，不免使人觉苏子心中，亦有几分功名利禄之俗念。“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是何言哉！是何言哉！韩信亦不屑与絳、灌为伍，况贾生欤？若贾生能行此卑躬屈膝，辱志从俗之事，则屈原又何尝不可行之耶？东坡亦欲诘难屈原之自沉汨罗耶？盖太史公将屈原贾生并列一传，是早知后世俗人将有此等言论矣，而东坡偏偏犯之，徒使后人笑耳。

亏得此文最后，有“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一句，将文意反振而起，尚可使读者咀嚼回味，不然则此文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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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驳复仇议》

吾读韩愈文章时，不免于大失望，遂牵连至唐宋八大家，疑此八人或皆有名负其实之处，并忧古文章法之不传也。今观柳宗元文，乃复大喜：此方是真正绝佳文字！然而自古以来韩、柳并称，何也？真咄咄怪事。

此《驳复仇议》，所论本纠缠难解之事，当时朝中群臣亦莫衷一是，而柳宗元只寥寥数语，便折服大众，其词不繁而分条析理直入肯綮，而行文得心应手，凡设问、反问等法皆自然恰当，绝无韩愈之做作。读此等文章，真快事也！

读《桐叶封弟辨》

读此文则可见柳宗元慎思明辨之精神，不作人云亦云，而又言之有据。读此等文章，能启人心智。观其论周公之失，层层逼近，若周公真有其事，遇柳宗元之质问，则将无辞以遁也。

而文章末尾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存疑之精神也。若无十分证据，便不说十分话，且兼以明此文不为求事之真伪，但论理之曲直也。而柳宗元之审慎态度，亦使人赞叹！

又：吴氏卷末赞语曰：“读之反复重叠愈不厌”——此文何尝有反复重叠耶？韩愈之文重叠拖沓不已，吴氏不置一词，而偏偏称柳宗元之文反复重叠，此真混淆黑白不知所云也。

读《捕蛇者说》

此文亦选入中学课本。向时读之，不知其所以佳处，今再读，击节赞叹不已！赏其辞，约而精；品其意，质而深。一篇文气倾泻而下，流畅而不陷于轻浮，沉郁而不失之枯涩，且一片拳拳爱民之心，透纸而出，使后人读之者，无不悲当时百姓之苦于徭役赋税，而感戴柳宗元之深谙人民疾苦并为民申言也。

反观韩愈文章，绝无此类，其反复申诉者，或坐而空谈仁义，或趋而干谒权贵，诚不及柳宗元之一分也。而论文章，韩愈虽枉费辞章不已，故作腾挪状，不过如一多足之蜈蚣耳，而柳宗元此文，方为真龙也！

读《种树郭橐驼传》

开篇云：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读此不由念及老舍之《骆驼祥子》，一笑。

此乃一篇绝好寓言，柳宗元颇能学庄子之长处，此亦韩愈不能及之处。读此一篇，使我有读《逍遥游》之快意。反观韩愈《马说》等，虽遣词造句颇用心，然而以故事论，则其叙事何其枯燥无味耶！

读《梓人传》

此又一篇绝世好文。韩柳相去奚远哉？吾读韩文，每读每骂之；读柳文，则不能抑赞叹拜伏之心。而韩名胜柳，何以哉？

看此文开篇，如聊斋故事，使人不由好奇之心大盛，中间几层转折反复，好看煞人。而一笔写到：“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於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此乃一篇之主旨。之后遂生发援引开，论为相治天下之道，又无不一一与前梓人之事呼应，如银梭织锦般，忙而不乱，条理井然，真好手段！收尾亦收得奇绝，力与意俱到，回味无穷。

又：此文又一寓言，讲宰相治国之道，说得透彻。如今所谓经理人管理之道，多有拾其牙慧者耳。

吾若有为朝廷举贤任能之责，读柳宗元两篇文章，再读韩愈两篇，必当取柳而弃韩也。盖柳文非但文辞绝佳，且其治理之能，爱民之心，并一览无遗；而韩愈虽屡屡抱怨不得任用，其文皆大而无当，或空谈事理，或一昧自矜，是所谓志大才疏者无疑也。

读《愚溪诗序》

宗元被贬柳州，遂寄情山水之间，苦中作乐，是真有胸襟，能超脱者也。虽有“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等语，盖以自嘲为主，哀而不伤，温润有致。

将此文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对照读之，则一为真豁达，一为故作态，明矣。

读《小石城山记》

此一篇小文，而功力具足，以天然之小石城景色，引申至于论“造物者之有无”，可谓奇思妙想。“是二者，余未信之。”结句悬而不论，大妙，遂使后人无不为柳子厚感慨。

读《待漏院记》

此文乃宋人王禹偁所做，夹以骈俪之风，颇有画虎类犬之讥。

篇末云：“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是所谓“形象工程”者也，以此一篇冠冕堂皇文字，錾于公卿大臣待漏之院墙上，一如今日政府机关门前之“执政为民”等口号标语耳。然而贪酷奸佞之乱臣贼子，读此一篇文章便将改邪归正欤？将有恐惧于心而稍敛其行欤？吾谓其必不能够也。是故此文于政事毫无用处，不过一篇表面文章耳。

读《书洛阳名园记后》

此文反复云：“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读来不见其结构秩序，只觉拖沓不已。

作者李格非，不过写一篇后记，而偏要以小喻大，遂至于牵强不已。吴氏谓其：“有学有识，方有此文。”吾以为其乃故作“有学有识”状耳。

读《岳阳楼记》

此一篇确是佳作，流传千古，不负盛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先生真有此信仰，故一腔热血，化为文字涌出，不可等闲读之。其写景状物，气势如雷霆万钧，而突然借以一句：“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转得好，此真千古第一转折文字，读之可浮大白。

读《袁州州学记》

自《待漏院记》起，此等文字渐多，殊无可观。秦、汉、六朝发自肺腑之文章，至宋朝愈少矣。

不过州官建一学堂，文人著文称颂阿谀之，竟至于称：“今代遭圣神，尔袁得圣君......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此等文字及思想皆糟粕耳。

读《朋党论》

欧阳修此文，笔法入韩愈窠臼，吾不甚喜。至于称君子之朋，以“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为证，不免有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之嫌。既称为朋，则需同气连声，互有往来。此三千人左不过志同道合而已，与朋党之“朋”相去甚远，不可一概而论。且周朝去宋年月已久，宋人唯凭断简残篇推想当时情状，固不能深谙周事，又焉知当时三千人中无分门别派勾心斗角之事耶？以此上古三千人之逸事佐证“君子之朋”，不免有“死无对证”之无赖腔矣。

又：文中言汉献帝囚禁朋党之事，似应为桓、灵帝。此文有如此显见之失误，亦算不得好文章。

读《纵囚论》

此文批驳唐太宗纵囚之举，讲得好，讲得透。吾尤赞其中二句：“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内中道理，中人之资深思一番亦可明瞭，然而欲阐其旨，则一句话有三、四层意思，落于纸上难免夹缠不清。观欧阳修此二句，极简练又极透彻，真真举重若轻之大家手笔。若令吾不看欧阳公此文而自叙其事，必不能至如此境界。“逸马毙犬于道”之逸事，亦如此类也。读此二句，可浮大白。